足怪，关中小儿（李辅国）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其一）最后一句，竟将当今皇帝怕老婆的隐私，也明明白白地点了出来。这种大不敬的言语，对后世作家来说，是不可想像的。

秦始皇在焚书坑儒的同时，又定诽谤妖言之罪。但秦王朝寿命极短，没等到大兴文字狱，就已灭亡了。汉宣帝时，杨恽因过免为平民，居家大治产业，接待宾客。友人孙会宗作书劝诫，杨恽在答书中有怨怼之词，并作诗：“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以喻朝廷荒乱，自己虽尽忠效节，反被弃逐。宣帝看了，十分恼火，以大逆不道之罪，将杨恽腰斩了。这大概要算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狱了。不过宣帝杀杨恽之时，尚无因文字起狱的想法。有意识地通过文字罗织罪名，似乎始于北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春，罢吕夷简、夏竦，进用杜衍、范仲淹、韩琦诸人，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赞道：“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大奸即指夏竦。其师孙复一见此诗，即道：“子祸始于此矣。”后夏竦借事诬其诈死，投降契丹，请开棺验尸，赖杜衍等人力保始罢。但累及妻子，二十年后才得昭雪。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以不满新法，作诗“讥讪朝政”，被捕入狱，险遭不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另外像余靖因作蕃语诗被贬，蔡确由《车盖亭诗》得祸，王观以赋《清平乐》落职，均以文字获罪，载之史册，班班可考。到明、清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统治者气量的日益狭小，文字狱也愈演愈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