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色彩，在创作过程中，产生同情心，是很自然的。而杜甫的情况则不一样。在安、史叛乱前，他写了不少伤时忧世的作品，其批判的锋芒，常常直指杨氏；虽然这时杨贵妃已经遭到惩罚，并引起诗人的感慨，但决不会引起同情，无论在杨妃生前，还是在她死后，对国事的忧虑，始终压倒一切。“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袁枚《马嵬》）。杜甫所关心的，始终是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疾苦，而不是杨贵妃一人的命运。《哀江头》并不像钱谦益、黄生、沈德潜等人所说的那样，是为杨妃而哀伤，而是借杨妃的今昔对比，来抒发诗人的现实感慨，这是《哀江头》和《长恨歌》两诗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哀江头》是抒情史诗，所写的是时事，杨贵妃的事只是陪衬；而《长恨歌》则是传奇，着重写的是爱情，时事只是这个爱情故事的背景。由此，《哀江头》半露半含，若悲若讽，回映多姿，唱叹有声，黍离之悲，流溢行间；而《长恨歌》则刻划形容，淋漓尽致，层层渲染，一气舒卷，风华掩映，文情相生，哀感顽艳，悱恻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