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叫做"唱档子"。乾隆诗人蒋士铨《忠雅堂诗集》有《唱档子》诗，又有"花档小唱"之名。参看邹熊《声玉山斋诗》卷四《档子行》所写："华筵开，档子来：朱绳辫发金缕鞋，长袍窄袖吴绫裁。琵琶轻拨腕如玉，宛转当筵歌一曲；曲中眉语目传情，烛光照面佯羞缩。朱门子弟易魂销，袖底金钱席上抛……"实际则朱门子弟自己也学着唱，如《红楼梦》中写宝玉自弹琵琶唱"红豆"曲，即其反映。），嫖妓女，狎"相公"，游春，上庙（当时北京地方几乎一年到头有大小庙会），斗鸡，走马……。他们招朋引友，到了一起，言不及义，好行小慧，正是如《红楼梦》中所写的，讲说些什么"谁家的戏子好，谁家的花园好，……谁家的丫头标致，谁家的酒席丰盛，……谁家有奇货，……谁家有异物"，--当然，这还算是"高雅"的话题，自有比这些更不像话的内容，然而也就足以说明那一班八旗哥儿的"生活"面貌都是什么样子了（注：盛昱《八旗文经》序云："和珅擅政，凡其识拔旗人，以巧趋避为工，钻刺为才，以善进退周旋俯仰为知礼，而风气变：营第宅、美衣服、饰厨传、蓄姬侍、宠奴仆，酒肉弃于衢，罗绮照于市，楼台相接，钟鼓相闻，恣睢跳踉于辇毂之下。"然此不过是和珅时代的变本加厉，并非以前即无此种腐败生活风习。具体的例子，可看舒坤批《随园诗话》："吾亲友中如鄂二爷祥，乃祖父及其本身，皆司户部银库，家资百万，惟知养鹰养马，饮食嬉游，从不顾恤亲友；未及十年，产业一空，与余堂兄志书行为相似。志书年未五十以贫死，有子六人，无所得食，惟作贼而已。"此种例证，举不胜举。）。 在这些人中，品类也有不齐。粗野、庸俗、下流、恶劣的（注：可看舒坤所举一例："福康安死，封郡王，其子德麟袭封贝勒，吃食鸦片，日在南城娼家住宿，白昼贪睡，屡误差使，……逐出内庭，终于淫荡而死；其子庆敏，袭封贝子，依然游荡，吃食鸦片，……此皆福康安至淫极恶，作孽太重，流毒子孙，可以戒矣。"），不用说，自是多数；也有较好些的；可是更为"高级"的也不乏其人。他们在表面表现上、游荡戏耍的途径上是相差不多的，在作风和实质上却有区别。前者竭力追求声色玩好，醉生梦死，即以享乐本身为目的，是单一的、肤浅的；后者比较"雅致"，专门寻弄一些"精致的淘气"，而且往往从游荡戏耍起而不从游荡戏耍止，那些"淘气"最后转变为他们藉以寄托心志和抒发愤懑的手段。其所以致成这种"分类"的原因和条件自然是非常复杂的。 　　在这后一类中，往往又孕育、培养出一班杰出过人的艺术家、文学家来，其专长特诣、奇辉异采，远远超出一般人之上，成为绝技独门，大师巨匠。--曹雪芹正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推其原因，不外如下。他们在"方以群分、物以类聚"的社会风气之下，自幼耳濡目染，久受熏陶，对于那些"行（háng）道"就格外接近；寄生阶级、剥削生活又使他们不劳而获、不作而食，得以专心致志地一意追求其所好之事，而他们的优越条件又能够促成他们的偏工独造、以达于穷工极巧的境地，（例如虽是一味食品、一件用具、一个蛐蛐罐，他们不作便罢，只要讲求起来，势必不到穷极精妙、出类拔萃不止，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而这些，也有时是那个社会里使封建阶级的文艺天才获得充分成长的一种土壤。所以直到清末，起初"玩票"、末后为生活之计而"下海"的戏剧、曲艺和其他技艺界的有特殊成就的人材，旗人占去一个很大的比例数，绝不是偶然的。 曹雪芹的放浪生活以及他的多材多艺，就是上面所述的那种八旗社会风气的直接产物。 但是旗人封建家庭是最讲究"礼法"和"家教"的，尽管无数放浪子弟正是由那种家庭"培养"出来的，他们教管子弟却是极其严厉，正所谓"那边老爷也是天天打""说声急了，什么管儿子，竟是审贼！"，而当放浪子弟的"不肖"行径一旦和一定的思想内容联在一起，这便发生出封建势力和反抗力量之间的斗争的意义。曹雪芹无疑是这种事件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封建统治者自然也不会不注意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对放浪子弟的认识可以从下面一个事例获得消息。在曹雪芹时代，八旗人丁屡有逃亡现象，包括幼丁在内。这逃亡一途，实际也就是旗丁旗奴向他们的主子进行消极反抗的一种形式。乾隆二十八年，正是曹雪芹逝世的那一年里，定出旗人逃亡治罪的条例；三十一年，又定出八旗迷失幼丁的处理条例。后者规定：十五岁以下的，查缉认领，不更治罪；十五岁以上的，照逃人办理；其在十五岁以前失迷而十五岁以后始行投还的，要查明"其失迷之时如系素好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