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希望，希望哪个政府信守他们对西班牙人民的承诺。可是，唉，事情越来越清楚，主导他们对西班牙政策意向的是政治利害关系，而非联合国的人道法则。不久之后，我宣布，在民主国家改变他们对西班牙的态度之前，我不再公开演奏。

我回到普拉德隐居，等于再一次开始流亡生活。我不能说这样做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我知道在这个惯于损人利己的世界，我的行动根本影响不了各国的决定，毕竟，这只是一个个体行动。可是我还能怎么做呢？人必须活得心安理得。

为了表示抗议，出于自己的意志，我回到普拉德避居，你可以说此举让我成了与世隔绝的艺术家，但是在之后那些年里，我从未真的孤单。与德军占领法国期间不同，法国被占领时，我跟世界的联系完全被切断，如今我则跟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的确，我不再在舞台上让我的乐器发声，但我一直拥有它的陪伴，也有那些来普拉德看我的亲爱友人的陪伴，还有那些从其他国家写信给我的朋友相伴。事实上，许多写信给我的人我从未见过。遥远的距离将我们分隔，但我觉得我们跨越了海洋彼此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