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在破坏共和国的好名声，”我说，“如果你们控制不了局势，就应该辞去政府职务。~萝′拉￠暁-税′ ?更?欣￠醉+哙^”

他们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加泰罗尼亚就没有政府了……”

我到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总部去。那些人那么奇怪！他们恭敬地听我说话，可是我觉得他们并不明白我在说些什么。他们认为自己的行动完全正当。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哲学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政府当局，毫不遵守法律。“人民是唯一的法律。”他们对我说。说也奇怪，在某些方面，我觉得这些人就像小孩子。

有一天，我正在圣萨尔瓦多的家里练习大提琴，两名武装男子冲进我练琴的房间，说：“我们前来逮捕雷侬先生！”雷侬先生是个巴塞罗那商人，在附近拥有一栋度夏别墅。我告诉那两个人他不在我屋里。他们走了。没多久他们又回来，押着我的邻居，他的妻子站在一旁哭泣。他们对我说：“我们想用你的电话打到本德雷尔去，要他们派一辆车来。”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可能打算处决我的邻居。+看·书￠君· ′追′蕞.芯!章·踕^我说：“只有我可以使用电话，你们不行。你们不能把这个人带到其他地方去。”他们对我怒目而视，在那一刻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似乎感到有点儿不自在，说是奉了本德雷尔镇长的命令行事。我打电话给镇长。从我的语气他听得出我有多生气。他说：“噢，那两个人一定是弄错了。我是指示他们去另外一个地方。”我把镇长的话告诉那两个人，请他们离开我的屋子，并且把我的邻居留在这儿。他们显然气坏了，但还是走了。这件事可以证明在那段日子里“正义”往往是如何实行的！

这类事情不仅发生在加泰罗尼亚。全国其他地区，政府的权威也在瓦解。政府发言人、工会领袖和知名人士通过广播向民众发出呼吁，力劝他们不要自行执法，要尊重政府权威。可是好几个星期之后，政府才真正重新掌控局势。

当然，在每一场战争中，双方都会采取暴行，事实上，还有什么暴行大过战争本身？可是说到西班牙内战，有一件事要说清楚。发生在共和政府控制地区的那些暴行并非出自政府指示，而是那些不负责任、无法控制的人的行为，他们利用了那场混乱。/齐\盛.暁*税·枉? ¨嶵*新·漳_结-哽*新?哙·政府对这些暴行深感遗憾，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然而，在法西斯分子那一方，情况截然不同。法西斯分子的领袖没有试图制止暴行，反而在他们的统治区鼓励残暴的镇压和迫害行为。在法西斯分子那一方，恐怖行为是官方政策的一种工具。他们有系统地计划并实施恐怖行动，不仅在其军事政府统治下的布尔戈斯、巴达霍斯、塞维尔和其他城市施行骇人的集体处决，还不断疯狂轰炸巴塞罗那、马德里和其他在共和政府掌控下的平民中心。那些可怕的轰炸往往是由德国飞机或意大利飞机执行，成千上万无辜的男女老幼因此丧命。这是历史上头一次飞机轰炸，毕加索运用象征手法在他那幅名画《格尔尼卡》中表现出轰炸的情景。而且这预示着世人将在二战中再次悲惨地面对轰炸，它们是纳粹“恐怖政策”的表现。

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个音乐家。然而，说到西班牙内战，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一件简单的事实，当时对我而言再清楚不过。那些试图以武力推翻一个由普选产生合法政府的人要为这场战争负责，由于阴谋起初未能得逞，他们便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求助。我想，这个问题如今已无须争辩。当轴心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费了一番功夫去解释西班牙内战的意义。但我得说，当时我对于西班牙内战的意义并无困惑。那时我坚信，哪个政府应该存在，应该是由人民的选票来决定，而非由军事叛变者的枪弹来决定，如今我仍旧这样想。对我而言，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是原则问题。在良知上，我怎么可能不这么做？

我拥有的武器一向就只有我的大提琴和指挥棒。内战期间，我竭尽所能地用它们来支持我信奉的理想——自由与民主的理想。我成为援救西班牙民主音乐家协会的荣誉主席，该协会在美国成立，成员包括谢尔盖·库赛维茨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作曲家维吉尔·汤姆森、小提琴家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和乐评家奥林·唐斯。我四处旅行，在欧洲、南美洲、日本举办慈善音乐会，为筹措食物、衣物和药品募款。到国外去，我的心情并不轻松，我觉得自己应该留在家乡，与同胞共担可怕的苦难。加索和其他人坚持认为我在国外能给国家更多的帮助。有时候我认为他们是想保护我，我跟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