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团站稳脚跟之后，我就着手实现这一想法。+齐!盛?晓`税~网! `更^薪~嶵-全￠我拜访了一所工人夜校，那所学校偶尔会赞助工会的文化活动。我向该校的负责人员说起我的想法，把演奏会的音乐带进劳工阶层。他们很有礼貌地倾听，但我从他们的态度感觉到他们心存怀疑。几天之后，几名工人代表下工之后直接过来见我，还穿着工装裤和罩衫。他们提出非常具体的问题，尤其想知道我所设想的组织将由谁来管理和领导。

我告诉他们：“这个组织未来完全由你们经营。我只提供我的乐团供你们使用，每年定期举办几场音乐会。同时我自己也会为你们演奏，并且安排其他的独奏家来演出。”

“谁来付钱呢？”

“由你们付。”

“怎么付？”

“你们的音乐会社团每年将向每位会员收取六个比塞塔的会费，”我告诉他们，当时六个比塞塔大约相当于一美元，“缴了会费，会员就有权利来欣赏由我的乐团举办的特别音乐会。”

“这一切只要六个比塞塔？”

“是的，这一切就只要六个比塞塔。~8*6-z^w^w^.`c*o`m*”

工人代表团走了。他们跟工会和其他劳工组织讨论了我的计划，决定试试看。一个名叫“工人音乐会协会”的组织成立了，参加资格很简单：会员限于那些每月工资少于五百比塞塔的人，当年这大约相当于一百美元。

一九二八年秋天，一个周日上午，卡萨尔斯管弦乐团在巴塞罗那的奥林匹亚剧院举办了第一场工人音乐会，两千多名劳工挤进了那个音乐厅。当我看着那一排排衣着朴素的男女等待音乐会开始，我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高兴。表演结束，全场观众起立，爆发出如雷的喝彩声，然后他们开始喊我的名字。我想，对我来说，巴塞罗那那些劳工的呼喊要比我曾经得到的任何掌声都更有意义。

我的乐团开始为工人音乐会协会每年举办六场时间安排在周日上午的音乐会。该协会会员人数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分会以及相关的合唱团体在加泰罗尼亚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后来，我提议该协会出版一本自己的音乐期刊。

“谁来为这本期刊写文章？”他们问。.暁^税~C+M-S· ￠勉`沸\阅,犊!

“你们的会员。”

“写些什么呢？”

“写他们对在演奏会上听到的音乐的感受，或是类似的主题。”

他们开始出版一杂志，名为《果实》，成果不但令他们惊讶，也令我惊讶！每一期杂志里都有冠着这类标题的文章：《艺术与理念的关系》《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斯特拉文斯基与节奏》《舒伯特欣赏》。

这个协会成立后，短短几年之间，当西班牙进入第二共和国时期，在我和弟弟恩立克的协助之下，他们有了自己的音乐图书馆和音乐学校。协会组建了自己的管弦乐团，成员全都是工人，于周日在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的其他工业中心举办音乐会，有时也在医院和监狱里演出。其他国家的音乐家、乐评家和音乐学者纷纷前来调研这个协会及其举办的活动。

我的乐团为这个协会举办的音乐会极受欢迎，乃至于当我们开始在周间的白天举行音乐会，政府机关会暂停办公，以使工作人员能够观赏演出。

那时，该协会及其相关组织在加泰罗尼亚已经有好几万会员。我常说，假如我想以该协会的会员发动一场革命，那么我们无疑能够夺取政权！

工人音乐会协会的成就带给我很大的快乐，比任何音乐事业更让我开心。然而，在一战之后那些年里，加泰罗尼亚劳工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令我感到深深的悲痛。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加泰罗尼亚工人失业和社会动荡的情形非常普遍。许多人陷入饥饿，乞丐随处可见。巴塞罗那和其他城市掀起工人示威和罢工运动，西班牙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加以镇压。将近两万名士兵被阿布德·克里姆[1]领导的原住民杀害，社会局势更加恶化。反战声浪横扫整个加泰罗尼亚，处处都能听到民众要求“应负责之人”承担责任。越来越多的人坦言赞成加泰罗尼亚独立，认为加泰罗尼亚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可是这换来的反而是里维拉将军的军事独裁政府，接下来那几年，更多压迫，更多人入狱，更多加泰罗尼亚爱国之士被迫流亡，这其中就包括如今已成传奇的伟大领袖马西亚上校，群情激愤。

音乐跟生活当然无法分开，我自己的思绪和工作无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气氛的影响。我支持加泰罗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