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于是我们越来越少地听到“那该多好啊”的声音了。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中国和世界怎样前进，才是“那该多好啊”了。劳动妇女说出她们的心声，动力是“不说白不说”；我们说不出自己的心声，阻力是“说了也白说”。

至于我个人，对过去的事情，一般不会说“假如李自成不动吴三桂的陈圆圆，那该多好啊”，“假如中国从1949年就改革开放，那该多好啊”，“假如我大学毕业不读研究生，直接分配到国务院工作，现在肯定是一方诸侯，那该多好啊”这些马后炮式的话。我认为既已发生的事情都是必然要发生的，它们可能不具有利益的合理性、效率的合理性、道德的合理性、情感的合理性，但是一定具有逻辑的合理性、历史的合理性。埋怨历史是一种对现实的无能。而未来，虽然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是与我们在现实中的努力有关的，但“未来”却又是一个毫无责任感的风流艳妇，她动不动就对我们始乱终弃。这使我们不得不接受鲁迅的“绝望哲学”，即对一切都不抱幻想，斩断过去和未来的两重诱惑，只紧紧握住现实的缰绳，或者说只肩住现实的闸门。这样剩下的，就只有一些小小的、毫无实用价值的、与现实努不努力无关的趣味性希冀了。比如：“要是死后发现这是一场梦，那该多好啊”，“要是死时她来看看我，当场哭死在我面前，那该多好啊”，“要是我会降龙十八掌外加六脉神剑和北溟神功，那该多好啊”。人再有修养，这些小梦幻总还是要有吧。即使冷如鲁迅，倘连这些也没有，恐怕是做不到“绝望中抗战”的。与一般人的区别在于，我们不但不说给别人，而且自己也并不执着，不过是想着玩玩而已。这样的“修养”是值得欣慰还是悲哀呢？